四年变十一年：一场“纠错”再审，为何越纠越重？

——重审多认五十余万，控方却说不出：谁骗的、钱去了哪

2026年3月，山东费县法院重审开庭。法庭调查接近尾声，法官向出庭的检察官连问两个问题：这起案件里，实施诈骗的推手和枪手，能确定吗？被骗走的钱，最终流向了哪里能确定吗？检察官的回答，都是“不能”。

三个月后，重审判决下达——被告人严彤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。而他此前的一审刑期，是四年。一场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、本为纠错而来的再审，以刑期翻近三倍收场。如今案件进入二审，当事人一方只求一件事：开庭，让关键证人出庭。

两个“不知道”，与一份改写人生的判决

严彤，来自湖北。2023年，他因一起诈骗犯罪案件被起诉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二审维持原判。案子似乎已经尘埃落定。

2025年9月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，山东高院指令再审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后撤销原一、二审判决，发回重审。在司法制度里，抗诉是检察机关对可能存在错误的生效判决主动纠错的方式——它通常意味着，原判决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，连专业机关都产生了怀疑。

重审中，检察机关补充起诉了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认定的涉案数额，也从一审的一万余元，扩大至五十余万元。面对新增的指控与数额，重审先后两次开庭，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激烈交锋。

2026年6月，重审一审判决下达：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。严彤不服，提出上诉，案件进入二审。按判决书，这个年轻人要到2033年8月才能刑满。从2019年案发算起，这场诉讼已经走过七年；从一审四年到重审十一年半，一个人的三十岁，就这样被一场诉讼重新书写。

一场由检察机关抗诉启动的再审，本应是纠错机制的自我修复。可当纠错的结局，是刑期从四年变成十一年六个月，公众难免要问：这把尺子，究竟是怎么量的？

而耐人寻味的是，法庭上那两个“不能”，恰恰指向重审新增数额赖以成立的两块基石：是谁骗的，钱去了哪。基石尚且如此模糊，判决的说服力，又从何而来？

一份翻供的供述，能否撑起定罪的基石

重审认定的事实中，最关键的直接证据，是同案犯赖某卿在侦查阶段的两份讯问笔录——正是这两份笔录，把严彤与重审新增的那笔数额联系在了一起。

可这份笔录，与在案的其他证据存在多处无法弥合的差异：关于作案方式，供述与被害人的实际遭遇对不上；关于资金对接，供述与同案被告人的说法对不上；关于涉案金额，供述与银行流水对不上；关于赃款去向，供述与资金流转记录对不上。

在整起案件的证据体系中，赖某卿的供述几乎是承重墙一般的存在。承重墙出了问题，整栋建筑的安全，都该重新评估。

刑事审判中有一句老话：口供不会自己证明自己。当一份供述与客观证据反复冲突，它究竟是接近真相，还是偏离真相，本就需要拿到法庭上，由控辩双方当面对质、交叉询问。更何况，赖某卿本人已经当庭翻供，随后又以“认定证据不充分”为由提出上诉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写得很清楚：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。一份已经翻供、又与其他证据多处矛盾的供述，能不能继续作为定案的依据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不是靠翻阅卷宗就能得出的。

也正因如此，辩护律师已向二审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调取赖某卿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。讯问同步录音录像，本就是为了让口供经得起检验而设立的制度——供述是否合法取得、笔录与录音是否一致、翻供是否有据，都可以通过最直接的方式核验。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程序权利，也是真相最接近出口的地方。

二审为何必须开庭：让关键证人站到法庭

2026年8月，辩护律师向二审法院一并递交了三份申请：开庭审理、调取赖某卿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、通知赖某卿出庭作证。三份申请，指向的是同一个诉求——把关键证据和关键证人，都摆到法庭上。

这正是本案当前最核心的程序之争：二审，到底开不开庭？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明确：被告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、证据提出异议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。本案事实争议之大、控辩分歧之深，显然属于应当开庭的情形。

可一旦不开庭，一切质证都无从谈起：同步录音录像能否还原讯问现场，翻供能否成立，供述是否合法取得——这些疑问，只能被封存在卷宗里，无人能当面追问。对当事人而言，这不仅是少了一场庭审，更是失去了唯一能把疑问问出口的机会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二审不开庭、径行书面审理的案件并不少见。但书面审理从来都有边界：当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根本性分歧，当关键证人已经翻供，纸面上的推演，恐怕替代不了当庭的质证。

严彤一方的诉求因此非常具体：开庭审理，并申请赖某卿出庭作证。

赖某卿是本案同案犯，已另案服刑。他关于新增数额的侦查供述，是控方把严彤与这笔钱联系起来的直接依据；而他本人已经翻供。这样的证人不出庭，控辩双方如何质证，事实如何查清？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二条同样规定，对证人证言有异议、且该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，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当一份供述既定了案、又被其主人推翻，让提供者站到法庭上，恐怕不是“必要”与否的问题，而是查明真相绕不开的一步。

开不开庭，看似只是程序繁简之别，实则关乎真相能否被当面对质。程序正义不是走过场——它是判决获得信服的唯一路径。

等待一个经得起审视的答案

一场由检察机关主动提起的抗诉，本是纠错机制在发挥作用，也是司法公信力的体现。也正因如此，这场再审的每一个环节，都应当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。

为了这场诉讼，一个家庭已经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：此前判决确定的二十万元罚金，是亲属东拼西凑才缴清的；家中年轻人还在服刑，家人在外面等他回来，重新过正常的日子。当事人一方的心愿很朴素——不怕等，只怕等来一纸不开庭的裁定。若连当庭质证的机会都没有，“以事实为根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”，就只剩字面上的意思。

案件仍在二审程序中，是否开庭、证人是否出庭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决定。我们无意预判案件的结果，只希望在这个最后的程序关口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每一项权利，都能被完整地行使。毕竟，一个公开透明的二审，不仅关系一个人的命运，也关系公众对一个朴素原则的信任——错，可以被纠正；真相，可以被看见。

我们期待一个公开的庭审，一个当面的对质，一个经得起所有人审视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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